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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桥民间融资崩盘调查 融资歧视催化地下金融
发布日期:2010-09-02  浏览次数:2608 次
2010年8月11日,黄桥。

  这个位于江苏泰兴市、苏中苏北地区规模最大的集镇,如今正笼罩在恐慌、悔恨和绝望的阴霾中。原因是近两个月,卷入当地90%以上家庭几乎全部财富的民间“打会”融资资金链一夕断裂,无数家庭面临着倾家荡产甚至更悲情的结局。

  从泰兴市去往黄桥的路上,的士司机孟然说,就在前一天,一个女“会头”在家中饮下洁厕剂,结束了她曾经意气风发的人生;4小时后,记者在十桥路一家门店里攀谈时,深陷打会漩涡的老板接到朋友电话称:两条街外有人想引爆煤气罐,刚刚被警察带走……他想了一会,决定提早关门回家。

  自“打会”资金链正式宣告断裂以来,黄桥隔三岔五就有这类关于会头自杀、潜逃及暴力事件传闻出现,随之而来的则是政府或“知情人士”的辟谣,彼此言辞凿凿,真相却封锁在漫天谣言背后,令人莫衷一是。

  不过,除了与当事人有债务纠连的人外,黄桥居民并不特别关心传闻的真假,他们把一天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讨债上:散户向会头讨;小会头向上游会头讨;债务网太复杂、自己讨不过来的,出钱雇人上门讨……

  标会传统

  一个普遍共识是:2008年后,黄桥镇参与“打会”的家庭占90%以上,每个家庭被卷入的财富少则十数万,多则数百万。

  “都疯了。”孟然边开车边说。他一点都不理解这3年镇上打会、炒会的疯狂。在孟然的常识系统里,黄桥有上百年打会传统,但传统的“会”并不是这样的:规模小、利率低,带有乡土邻里间温情脉脉的互助性质。

  打会(有些地方叫“合会”),本质是特定成员间一种共同储蓄及低息拆借行为。由会头邀亲友若干参加,定期行会。

  以100元的会为例,若除会头外有12个人参与,那么首会会头可以得到1200元。以后大家每月参与行会、投标志。比如第二期行会12人中,3人参与投标,标志分别为10元、15元、20元,则由标20元者获得会钱。有人得标后,其他会员行会就不需要付足额100元,只需付80元(100减去标志20元),得标者获得的金额则为首会的100元,以及其他11人的80元,实际能得到980元。已经得过标的人,以后行会就不能再投标志,而要每次付全额100元。

  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打会有很多不同变形,但基本原则是一致的:急于用钱的人可通过当会头或投标志取得亲友闲散资金的使用权,产生一点略高于银行利息的成本;而不需标钱周转的会员则可通过打会获取相当于利息的收益。

  “大约是1980年前后吧,我们家的房子就是靠母亲标了两个会盖起来的。”孟然说,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穷,遇到结婚、修房子、上学等急需资金的情况,就想到请会、标会。“直到1990年代后期,因生活所需去标会的人减少,打会集资的钱更多被用以投资开店、办厂。会越来越大,标志水平也越来越高。”

  草根金融的“华尔街”

  “民间融资的发展:一开始是生活性借贷,无利率或低利率;后来随着经济发展,才形成生产性借贷需求;而到了最后,会有人游离出来专门从事贷款业务。”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李富有分析。虽然近年中国不止一次出现地方性的打会崩盘,但他依然对这种草根金融的基本功能持肯定态度,“类似打会这种草根金融运作,能弥补正式金融机构信贷供给的不足,也为民间闲散资金提供了透明的出路。当其理性运作的时候,对社会、经济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事实上,即使到了2000年后黄桥打会的投资意味趋浓,其回报率还是相对正常的,最高的也就是40左右的标志,参与的人数也有限——真正的疯狂是从2008年开始的。

  23岁的黄桥青年王宣威清楚记得:2008年的秋天,他正在常州打工,有一天,母亲来电说,最近黄桥很多人都发了财,开上了宝马。

  问及:他们是怎么发的财?母亲答:打会!

  其时,黄桥打会已如旋风般迅猛发展,席卷全镇。吸引众多家庭的原因是出现了很多回报极高的会,标志达到70~80,年回报率高达数倍。

  心生疑惑的王宣威马上请假赶回黄桥,却震惊地发现,小别数月,家乡早已不是当初那个普通的集镇:马路上随处可见锃亮夺目的名车;街上多了很多穿金戴银、西装革履、手执公事包的人——这是黄桥专职打会人士的标准形象。

  可以想象,那浮在表面的极速繁荣孵化着黄桥人的暴富梦,磁石一般将藏在民间的闲散资金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集聚到各大会头手中。

  王宣威回到家时,母亲已经把家中存款尽数投入会中。而且,情况继续往失控的方向发展。“舅妈是个大会头,她教会了我妈所谓的‘借鸡生蛋’:自己请一些比较小的会,或从标志较低的会上把钱标来,去应标志高的大会,赚取利率差。这样手头周转的资金立刻就增加数倍。”不过一周时间的怂恿,王母就成为了一个全职“炒会”的小会头。

  跟王母相似,很多黄桥人动辄在会上投入数十万资金,那些不但是他们的毕生积蓄,还包括大量来自亲戚朋友的借款、银行抵押贷款以及高利贷融资。“商业街门店抵押给银行贷40万,住宅房能贷20万。”——这已是公开的“行情”。

  虽然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大多反对倾家荡产式的打会,但他们无法阻止头脑已经发热的亲人。

  2008年后,“炒会”在黄桥是个很红火的职业。孟然认为,“打会的人当中起码有30%同时是小会头。”他的表姐也是其中之一。2009年,表姐包下孟然的车,每天从早上7点出门到各家去标会,一直到晚上才结束。

  “那时,感觉黄桥就是一个小型的‘华尔街’。”而由此,也使黄桥最终形成了盘根错节、大会套小会的复杂资金链条。牵一发而动全身,为日后多米诺骨牌式的崩盘埋下了伏笔。

  融资歧视催化地下金融

  直到黄桥崩盘,王宣威家应的会累计有数十个,请的会也有十几个。家里账本堆了厚厚一大摞,里面全是扯不清的三角债。

  崩盘后,泰兴市公安局将事件定性为“集资诈骗”。无数散户和小会头共同浸在懊悔的空气当中。

  然而,对“诈骗”的简单定性并未能解释事态发展背后的经济与伦理逻辑。

  是什么力量将千百年来理性、平和的打会推向疯狂的高潮?一切都指向2008年泰兴蓬勃发展的地下钱庄。

  毋庸置疑,江浙一带向来是中国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随着民营资本的深度扩张,他们对融资的需求也日渐增大。但是,国有金融对于民营经济的体制性歧视却是根深蒂固的,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困扰着每一个企业。

  为了调和融资歧视和民营经济发展诉求之间的矛盾,放开民间融资是地方政府唯一能作出的让步。

  龙先生是杭州市一家民营钢铁贸易公司的老板。他告诉记者,贸易行业对现金流要求较高,公司每年需分别向三个渠道综合融资,才能满足资金周转需求。

  一是以固定资产抵押向银行贷得部分款项。二是以月息1.5%~2%向所有员工及其亲友进行集资。这样下来,一年能获得1000万以上的贷款周转。三是每当遇到转贷或急需资金周转的时候,就向地下钱庄进行短期借贷。

  “如果可以从银行贷到足够的资金,谁也不愿进行贷款成本高出数倍的民间集资,更不用说利息高得惊人的地下钱庄了。”与龙先生相熟的杭州地下钱庄,优惠日息是3‰。“十数天的短期周转还能勉强承受,若是中长期借贷,很快就会被巨额利息拖垮。”他认为,尽管江浙的地下钱庄数量和规模在全国首屈一指,但因为巨额利息,始终并非民营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其发展多少受到一定客观条件的限制。

  然而,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2008年,随着金融风暴的影响席卷全球,江浙一带民营企业尤其是外贸型企业遭受重创,在产能萎缩、资金链绷紧等危机笼罩下,众多企业亟须应急资金“救命”。然在非常时期,国内金融机构依然发扬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的传统。

  “银根收紧,民营企业贷款困难。虽然国家及时祭出4万亿救市资金,但其主要流向两个渠道:地方性融资平台以及房地产业,民营企业难以分得杯羹。”李富有表示,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融资、借贷无门的企业只能将地下钱庄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

  被忘却的风险

  泰兴的地下钱庄在周边小有名气。

  这个位于长江下游的城市地处江苏省南北中轴线上,与常州、镇江、泰州等市毗连或相望;即使到南京、杭州,也不过两小时车程。

  江苏流传着一句话:黄桥的会,泰兴的高利贷。

  “不少在其他城市做生意的人专门过来泰兴融资。”在泰兴市一家典当行上班的周先生告诉记者。地下钱庄生意兴隆的同时,资金压力也随之增大,他们也需要从民间大量吸纳闲散资金补充血液。

  黄桥打会,除了那些以会养会的“炒会”者外,人们所知道的唯一资金出路就是流向泰兴以高利贷形式生利。

  这两年泰兴的高利贷利率水涨船高,有人说,高峰月息已达到20%。既有人不惜成本向地下钱庄拆借,地下钱庄自然要通过打会疯狂吸纳民间资金。

  而黄桥绝不是闲散资金来源的末端。以黄桥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分界镇、横巷镇、长生镇、三里镇、溪桥镇……都有大量资金流向黄桥的“会”;不少人更深入周边的农村,以高于银行存款利息的利率吸纳资金,再投到“会”上。

  但是,在这场疯狂盛宴当中,每个人都独独忘了一个问题——风险。

  那些反对打会的黄桥人有句口头禅:“你想人家的利息,人家想你的本金。”——“想”字在黄桥话里有“算计”的意思。

  “月息20%,一年至少要产生240%的利息,还没有算上利滚利。什么行业能承受这样的高利率?除非是贩毒和卖军火!”孟然嘲讽地说。

  很多人认为,会顶着这种即使在高利贷里也惊人畸高的利息向地下钱庄借贷的人无非有两种:一是经营出现危机,饮鸩止渴、铤而走险者;二是本来就没打算还本归利,只是利用会头在高息渴求下对风险的麻痹,骗取一笔资金潜逃。

  2009年,就有很多人在“黄桥在线”论坛预言黄桥打会崩盘的必然性,并呼吁政府尽早介入,以免产生不可收拾的后果。

  果然,今年6月下旬,坊间有消息称多名大会头因发放的贷款无法收回而陆续卷款潜逃,导致中下游资金链断裂;后来,又有传闻一女会头因无法归还会钱而投案自首,从而全面引爆黄桥的崩盘危机。

  收官

  崩盘后,那些早有“先见之明”的人口诛笔伐,一直埋怨地方政府在整个过程中的不作为。政府也感觉委屈,反驳:“这几年政府一直宣传打会不受法律保护,要老百姓增加风险意识,但在暴富梦前,根本无人予以理会。”

  其实,深究下去,中国民间融资之所以有“黑色”、“灰色”嫌疑,本来就是有关法律的缺位造成的——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存在难以解决的资金问题,需要通过民间融资缓解;而国家层面的阳光法案却千呼万唤不出来,迫使地方政府只能默许民间融资活跃在“地下”,既不能封杀其生存土壤,又无法将其纳入监管。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其实很难根据合理的准则介入其中。假如按照“借款利率超过同期普通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就不受法律保护”的法律准则为介入标准,那么早在2005年前后黄桥打会标志达到40时,是否就应该被叫停?甚至像龙先生那样月息达2%的集资行为亦不能幸免?

  事实上,今天的黄桥崩盘也好,过往南通、福安的类似事件也好,深层的成因并不是一方居民的愚昧或贪婪。如果说金融危机只是催生泰兴高利贷经济的导火索,那么国有金融对民营经济的体制性歧视才是形成这片滋养其生长的土壤的根本要素。而民间金融阳光化迟迟未能实现,法律和政府在监管当中的缺位,相当于令不具备金融风险意识的民间投资者在高风险的融资链条中处于赤身裸体的不设防状态。

  诚然,现在的局面是卷入打会狂潮的黄桥老百姓所始料未及的。虽然政府已经介入并要求大小会头将打会的本金退还给散户,但由于部分资金已经因贷款风险流失或被提前消费挥霍掉,清欠情况显然难如理想。

  “现在的情况是,大会头欠我们家六七十万,我妈欠别人40多万,我们的钱在大会头那里要不回来,如何清偿?可他们不管,每天都有人围堵我家要钱。”王宣威正在打包行李,因父母担心他的安全,让他到常州暂避一段时间。

  陈娇则属于天天到会头家围堵的散户之一。她从包里拿出一叠欠条给记者看:“30多万的欠款,只要回了1000,其他全是欠条。”小会头也对陈娇说,只要从上游拿回欠款,马上清还给她。但陈娇不干,仍然天天去堵。“我没有时间等。去年向苏州的亲友借了20多万打会,黄桥一崩盘他们就扬言,钱要不回来就要我好看。9月女儿就要回苏州上学,我天天担心得睡不着。”

  显然,在三角债务网中,人们将要面对的不仅是倾家荡产,还有一帮同样急红了眼的债主,自由和人身安全都岌岌可危。

  如何彻底治理此事,如今是泰兴所面临的最严峻考验。

  而对于整个社会和政府,黄桥崩盘带来的教益则是:促使政府和金融部门思考如何通过疏导的方式使民间金融在能发挥正面作用的前提下,避免非理性的疯狂。“比如对金融杠杆的调节,避免因国家货币政策太紧缩而逼使民营企业过分依赖民间金融;另外可以成立相当于行业协会的民间金融组织,将民间打会组织都纳入进来,通过行业自身加以引导归范。”李富有说。

  而就在黄桥崩盘发生的一个月前——2010年5月27日,国务院批转国家发改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公布,提出:“修订出台《贷款通则》,积极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加快发展多层次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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